比杜康、仪狄更权威的中华酒祖︱汾酒百贤002:杏花老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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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羲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生活迁徙和文化传播中,在陕西诞生了炎帝时代,在河南西南部、山西南部诞生了黄帝时代,在山西中部杏花村开创了中国酒的时代。可以说,伏羲时代的杏花村部落首领“杏花老祖”,才是真正的中华酒祖,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杜康、仪狄更靠谱,也更早。

说杏花老祖是中华酒祖,不仅仅是因为他最早,更是因为他开创的杏花村中国酒时代,6000年没有中断过。杏花村酒文化,就是华夏文明在酒文化领域的一个标本和缩影。

1、上下6000年

《晋中考古》一书中,对发掘的五个遗址的各类遗存进行了编年,归纳成表。

从该表可知,两县的遗存可以分为20个段落,这20个段的典型遗存,汾阳及杏花村占了16段,可见杏花村遗址的重要性。表中第II期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期;第III期、第IV期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;第V期是晋中地区龙山时代早、中期的遗存;第VI期属于龙山时代晚期,并已进入夏纪年;第VII-1属于夏末及殷商时代。并特别指出,杏花村墓地的大部分陶器属于晚商时期,个别或属于商周之际。

由上述图表可知,杏花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到商周之际的大约3000年中,杏花村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没有中断过;从出土的各个时代的酒器可知,这3000年杏花村人的酿酒没有中断过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上3000年”。

“下3000年”,被汾酒人精心地保存在汾酒博物馆中。汾酒博物馆是中国酒文化的宝库,其中从杏花村周边地区收集到的1000多件各个时代的酒器,雄辩地证明了杏花村商周以来的悠久酿酒史,其典型器物有:商周酒器青铜觚、爵;战国酒器夔龙提梁盉、夔龙束纹壶;汉代酒器雁嘴壶、蒜头壶、夔龙钫、四足温酒炉;魏晋南北朝酒器虾青釉四系罐、青黄釉敛口罐;唐代酒器豆青双系带把酒壶、敞口灰釉酒壶;宋代酒器白釉褐彩题字酒坛、牙黄釉大口酒壶、黑釉铁锈花酒坛;辽代酒器辽三彩龙把葫芦壶、白釉鸡冠壶;金代褐釉双鱼瓶、黑釉双系执壶;元代题字大酒缸;明代五福捧寿葫芦瓶、珐琅五彩酒杯;清代青花婴儿扑蝶葫芦瓶;民国铁酒甑、杏花村各种字号的酒坛、酒瓶等。

这1000多件酒器,就像1000多个活生生的生命,讲述着杏花村悠久的酿酒史,讲述着灿烂的中华酒文明。

杏花村遗址3000年,汾酒博物馆3000年,上下6000年,从未中断。中华酒祖,中国酒魂,杏花村当之无愧,全世界只此一家。

2、酉瓶

酉瓶,考古学名称为“小口尖底瓮”,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终使用的一种标志性器物,在各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。尽管仰韶文化被称为“彩陶文化”,但由于小口尖底瓮在仰韶文化各阶段的形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,学术界也常常以不同的小口尖底瓮划分不同的文化期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葫芦形口、杯型口为仰韶早期;双唇口为仰韶中期;平唇口(或称平沿口)为仰韶晚期。杏花村遗址中,出土有小口尖底瓮,是典型的双唇口,这也是把杏花村遗址确定为仰韶文化中期遗址的重要依据。

最早提出小口尖底瓮为酒器的人,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。他在《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》中写道:“小口尖底瓮未必都是汲水器。甲骨文的‘酉’字有的就是尖底瓮的象形。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‘尊’、‘奠’,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,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,而应是礼仪、祭祀用酒。尖底瓮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,正所谓‘无酒不成礼’”。他还把据此把小口尖底瓮命名为“酉瓶”。

著名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则坚定地认为,小口尖底瓮(瓶),就是最早的酿酒器皿。他认为:“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当是各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。”

“小口尖底瓮,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,小口尖底,鼓腹,短颈,大者高60cm,小者有20cm ……有的有双耳,有的无双耳。”“在同一容器内进行制醪发酵,澄清、饮用,是用小口尖底瓮生产酒的一个特征。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最早的酿酒工艺。”

“最早的酒限于当时技术水平,其酒精成分很低,酿造时的防腐是当时酿造的首要问题。小口尖底瓮是先民的伟大发明。用狭口瓮减少空气的接触面积,以防止酸败。如果装满就可以做到几乎无空气存在的可能,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。”

“这些酿酒容器的容量,基本上是随着出土年代渐近而容量加大,容器由尖底向平底、小口向大口发展,趋向于开放式。”

包启安先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日本岩手大学,这使他的酿酒史研究颇具国际视野。他比较了中国古代甲骨文、钟鼎文中的“酒”字,以及古代巴比伦苏美尔人象形文字中的“酒”字,都是小口尖底瓮的形状;而且发现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瓮,分别酿造过麦酒和葡萄酒

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中国三大文明古国,最早的酿酒器都是形状相同的同一器型,让我们不禁感叹,历史竟然如此惊人地相似!

根据《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》一文中,杏花村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样图,与包启安先生文中的小口尖底瓮样图比较可知,杏花村遗址第一段出土的33cm高的小口尖底瓮,就是包启安先生所说的小口尖底瓮,器型大小属于中型。而在第二段取代小口尖底瓮出现的60cm高的小口鼓腹双耳平底壶,第三段出土的缸、壶、罐等,正是包启安先生所说的酿酒容器“尖底向平底、小口向大口发展”的新器型。

杏花村遗址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其他酒器、酒具。有发酵用的大口瓮、大口罐,蒸粮酿酒用的甑、甗、鬲等,盛酒器壶、罐等,饮酒器尊、豆、钵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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